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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郎句町比较研究

蒋廷瑜
 
【提 要】 本文想利用文献资料明确夜郎和句町活动的时间和地域,弄清这两个方国之间的关系,然后利用考古发现的相关历史遗迹和遗物进行对比研究,阐明它们之间各有自己的文化根基,由于境地相接,在长期的接触中互相融混,最终一同进入大一统的汉帝国。
【关键词】 夜郎 句町 文化比较
【作 者】 蒋廷瑜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研究馆员 南宁 530022
【基金项目】2006年度国家社会基金项目:“滇桂地区与越南北部上古青铜文化及其族群研究”(批准号:06XMZ042)
 

夜郎和句町都是西南夷中较大的方国,二者毗邻,声息相通,关系密切。本文仅从物质文化简略讨论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

一、夜郎句町活动的时间和地域

夜郎是战国至西汉时期西南夷地区一个著名的奴隶制王国。夜郎之名首次见于文献大概是公元前3世纪,楚将庄蹻王滇的时候。庄蹻率部西征,入黔灭且兰,然后攻打夜郎,夜郎君长降。实际上,夜郎早在春秋末年就已出现,当时活跃在牂牁江上游(今北盘江),到战国时期,先后征服毋敛(今贵州独山、荔波一带)、漏卧等小国,建立夜郎国,形成一个强大的联盟体。“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派唐蒙出使南夷,与夜郎侯多同,议定设置官吏,纳入汉的一统天下。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南夷后,夜郎侯入朝,被封为夜郎王。一直到汉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夜郎王兴与句町王禹、漏卧侯俞举兵相攻,夜郎王兴被牂牁太守陈立所杀,夜郎国除。以后夜郎成为牂牁郡的属县。

夜郎活动地域,按《后汉书》记载:战国时期“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约为今日贵州西部和西北部、云南东部和东北部、四川南部和广西西北部。其鼎盛时期的疆域包括了今日贵州全省,东到湖南的新晃,南抵今广西田林、南丹,西辖今云南曲靖、陆良,北有今川南,涵盖了牂牁全境及武陵、犍为二郡的部分地区。也有人认为,夜郎只局限于牂牁一郡之内。但作为联盟政体,其地域东起今贵州黄平,东南包括都柳江上游,西南经今广西右江上游,过云南文山到红河东南,包括了牂牁郡全部。汉时的夜郎县在今贵州的平坝、安顺、镇宁一带。夜郎侯邑中心在贵州西南部,南北盘江所夹的三角地带,即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辖境。

句町也是战国至汉代西南夷中的一个重要方国。《华阳国志》说:“句町县,故句町王国名也,其置自濮王姓毋,汉时受封迄今。”位置当在今贵州、云南、广西三省之界,约为今贵州兴义、安龙,云南广南、富宁,广西百色、西林、凌云一带。句町进入阶级社会的时间较早,汉以前已建立奴隶制政权,拥有“邑君长人民”和比较强大的武装力量,是“南中侯国以十数”中较大的一国。至汉昭帝始元年间(公元前86~前80年),因协助汉王朝平定姑缯、叶榆的反叛“有功”,其首领毋波(有的书上写作“亡波”)被封为“句町王”,以后子孙一直沿袭此封号,虽然封王远比夜郎为晚,但在西南夷中是见于文献记载仅次于滇和夜郎的第三个受汉朝中央封王的方国,有其特殊的地位。

句町的活动范围大致包括今云南的广南、富宁县和广西的西林、隆林、田林、百色以及那坡、德保县部分地。王先谦曾推断,句町县“当在宝宁(今云南广南、富宁)、百色、泗城(今西林、隆林、田林)、镇安(今德保)之间”(《汉书补注·地理志》),大致可信。再看《汉书·西南夷传》关于句町族活动的记载,可知句町的北部与漏卧(今云南罗平、贵州兴义一带)和夜郎为邻,达贵州兴义地区;南部近进桑(今云南河口),接近红河;西与滇(今云南昆明附近)和同并(今云南弥勒)相接,通南盘江上游。而西林、广南是其活动中心。

由此可见,夜郎和句町疆域大体以南盘江为界,犬牙相错,互有消长。

二、夜郎与句町关系

作为西南夷中两个毗邻的方国,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们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互相碰撞,既有对抗,也有联合。如《汉书》所载:汉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28~前25年),夜郎王兴与句町(钩町)王禹、漏卧侯俞既举兵相攻,待汉王朝派蜀郡太守张匡持节调解时,他们又联合起来抗命,“刻木象汉吏,立道旁射之”,对汉朝官吏进行污辱性的挑衅。引得汉王朝派金城司马陈立为牂牁郡太守,前往惩处。陈立是四川临邛人,做过连然(今云南安宁)县长和不韦(今云南保山)县令,对西南各族内情比较了解。他到牂牁任后,立即用计斩杀了夜郎王兴,迫使句町王禹和漏卧侯俞降服,并“入粟千斛、牛羊,劳吏士”。到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实行一些有损于民族和睦的政策,于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将句町王贬为侯,引起句町王毋邯的怨怒,王莽又指使牂牁大尹(即太守)周钦假意召见而将其扑杀,更加激起了句町的不满,毋邯之弟毋丞起兵攻杀周钦,闹了一场大乱。这场大乱直闹得“三边蛮夷愁扰,尽反”,杀了益州大尹程隆。王莽发天水、陇西骑士,广汉、巴、蜀、犍为吏民,前往镇压,使得十余万士兵有十分之六七在饥饿病困中死去,但仍不能征服句町。直到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摧毁王莽政权,东汉王朝建立后,恢复西汉时期以抚慰为主的政策,汉光武帝下令恢复句町王的称号,给“三边”的民族首领“复故号”,西南夷地区才又安定下来。常璩在《华阳国志》卷四中说:句町县“汉时受封至今”,证明到晋代,中央王朝对西南夷还是“国县并置”,仍承认句町等族首领的地位。

句町和夜郎处在南越、滇和巴蜀之间,成为西南这3大经济区域的枢纽地带。句町东与南越毗邻,通过水路顺红水河和郁江东下交广,溯桂江北上湖湘,十分便利。1977年在广西田东县发现过两座战国墓,出土器物有典型的中原铜戈和典型的滇文化系统的铜鼓、铜剑和玉环。两种不同风格的器物同见于右江中游的同一墓地,说明岭南经句町入滇的交通在汉代以前就已经打通。西汉初,南越割据,在岭南绝新道自守,一时断绝了同中原内地的联系,出现了“以长沙、豫章往(南越),水道多绝,难行”的局面。同样,以吕后为首的汉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南越采取封锁政策,禁止向南越输出“金铁田器”和母畜,给南越经济带来严重威胁。为了寻找新的经济交往途径,南越溯郁江和红水河西上的交通路线便繁荣起来。以致蜀郡的枸酱,中经夜郎,沿牂牁江直下番禺(今广州);“椎结之民”也把从蜀郡贩来的铁器“通贾南越”。南越王国“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据《史记会注考证》引丁谦说:“同师即龙陵。”句町处牂牁江上游(南盘江),是南越溯郁江和红水河入滇的必经之地。汉武帝时,将南越相吕嘉的子孙宗族从岭南地区迁徙到滇西的不韦县(今云南保山县境),也必经句町地区才能到达。云南晋宁石寨山滇族墓出土大批海贝,经鉴定有产于南海者,其中一部分很可能也是经过这一路线输入的。两广地区汉墓中经常发现的琥珀饰品,其中不少是从云南西部当时永昌郡的哀牢夷地区由此路输入。滇式铜鼓,最东分布地点已到广西贵港,其传播路线也是经句町而东。总之,句町地区在汉代应是岭南和西南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中转站,对繁荣祖国南疆边远地区的经济文化,促进各民族之间的融合,起了很好的桥梁作用。

同样,夜郎通过巴蜀与中原联系,也开始得很早。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秦时常颊略通五尺道”;《汉书·食货志》又说:唐蒙、司马相如“始开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可见,早在公元前3世纪,从四川入滇黔的道路就已经开通,到西汉时期有了更大的发展。蜀郡的铁器、漆器、丝织品就是通过这些道路不断输入西南夷地区的。西南地区的笮马、旄牛等土特产也通过这些道路输往巴蜀并转销内地。到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西南夷地区正式设郡县,西南地区同中原内地的联系就更密切了。夜郎是巴蜀、滇通往南越的枢纽。南越国要通往巴蜀,必先想办法“役属夜郎”。

三、夜郎与句町物质文化比较

夜郎是“耕田有邑聚”的方国,农业比较发达,生产工具有先进的铜器和铁器,手工业有冶铸、制陶、玉石加工业。贵州的考古发掘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从普安铜鼓山青铜冶炼遗址可见,当时能铸造各种铜兵器和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但“无蚕桑,寡畜产”。

句町有农业,但不怎么发达。“有桄榔木,可以为面,百姓资之”(《后汉书·西南夷传》),粮食的很大部分靠桄榔面。高山畜牧业则很发达,出土铜器中羊的形象很多。相对而言,句町地区的考古工作异常薄弱。除了在田东发现3处战国时期小墓,在西林偶尔发现两座特殊的铜鼓墓、铜棺墓之外,几乎再也没有发掘到句町的遗址和墓葬。因此,我们的比较研究也很有限。

(一)有相同或相近的丧葬习俗

在夜郎地区发掘的战国至汉代的墓葬中,大约有十分之一的墓葬是用铜鼓、铜釜或铁釜套在死者头部而葬的。这种奇特的葬俗仅见于夜郎,考古学界称这为“套头葬”。

句町虽然没有发现严格意义上的套头葬,但是也有类似的习俗。西林铜鼓葬,用4面铜鼓套合构成内棺外椁,将尸骨放在铜鼓内,就有同样的意义。1977年9月在百色县(今右江区)龙川公社平乐大队对面村后背山坡半山腰发现一面铜鼓,鼓正面放置,鼓足下垫放扁平石块,石块上放置人骨,也是一处用铜鼓做葬具的二次检骨葬,与西林普驮铜鼓墓有些类似。这种特殊墓葬,与夜郎用铜鼓套头而葬的文化属性极其相似。

(二)有相同或相近的青铜器

田东大岭坡铜鼓

夜郎文化和句町文化关系密切,两地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的青铜器有不少共同之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铜鼓、羊角钮铜钟、一字格铜剑、各式铜钺,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铜鼓。铜鼓是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各国一种古老的民族文物,在古代许多民族中流传使用。夜郎和句町都是使用铜鼓的民族,但相对而言,句町使用铜鼓的时间更早,铜鼓文化也更发达。句町接受铜鼓文化,主要通过红河,进入文山,然后再顺右江而下到广西田东。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句町地区已有万家坝型铜鼓,代表性的有云南丘北草皮村鼓、文山平坝鼓、广南沙果村1号、2号鼓,砚山大各大鼓、广南者偏鼓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化局:《文山铜鼓》,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图二西林普驮铜鼓,广西田东南哈坡A鼓、B鼓、田东大岭坡鼓等(图一),在夜郎地区还没有发现这个时期的铜鼓。西林普驮铜鼓进入战国晚期和汉代,两地都流行石寨山型铜鼓,但夜郎地区也不及句町地区丰富和精美。自清代以来,在句町地区出土过不少著名铜鼓,如广南鼓、开化鼓、文山古木鼓、麻栗坡城子山鼓。在广西,1972年出土的西林普驮鼓(图二)、1977年出土的百色龙川鼓、1990年发现的隆林扁牙鼓,都是石寨山型鼓。以普驮鼓、广南鼓、开化鼓为代表,都是铸作精良,花纹清晰,布局严谨的工艺极品,是铜鼓艺术发展成熟的标志。由于它们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滇鼓有所区别,与越南北部的东山铜鼓也不完全相同,有它自身的特点,可以判定它们是当地铸造的。从它们的前身万家坝型铜鼓频频出土的情况看,这些铜鼓的铸造工艺有当地传统。

赫章可乐铜鼓夜郎接受铜鼓文化似乎较晚,到西汉才有铜鼓,这时铜鼓已发展到石寨山型。赫章可乐出土的2面,都与铁器共存,时代为西汉,上限也可能到战国。罗戈寨鼓鼓面太阳纹9芒,主晕是6只翔鹭,胸部有4组竞渡船纹,腰部上半分为4格,每格均饰牛纹;祖家老包鼓太阳纹8芒,主晕是4只翔鹭,胸部有6组竞渡船纹,腰部上方分为6格,格中也饰牛纹(图三)。夜郎地区至今尚未发现万家坝型铜鼓。

夜郎地区与铜鼓同时代的还有鼓形铜釜、铜鼓改装的铜釜。在句町地区目前还未发现。

安龙木科钟2.羊角钮铜钟。羊角钮铜钟是一种古老而极富地方特色的民族乐器。就目前所知,这种乐器只发现于我国的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南部和越南北部,是岭南及西南地区青铜文化中一种有代表性的器物。这种乐器,全身用青铜铸造,合瓦式,两侧留有合范痕迹。其形状很像半截橄榄或半个椭圆体,上小下大,中空,内壁光洁,底边平直,横截面也呈橄榄形;顶部有竖长方形透穿孔,顶端歧出两片羊角形鋬钮。夜郎、句町都有铜羊角钮钟。夜郎地区,1984年在安龙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化力区停西乡木科出土一件,通高37厘米,底宽21厘米。不但形体高大,两只鋬钮也特别高(图四)。

1987年在安龙县城南的大鱼塘侧出土一件,通高29.5厘米,底径铣间宽19.5厘米,鼓间宽13.4厘米。形制与木科钟基本相似,只是形体稍小。句町地区,1972年在广西普驮铜鼓墓出土2件(图五),形状、大小相同,通高28厘米,铣间宽17.6厘米,鼓间宽12.7厘米。1987年在云南广南县小尖山出土一件,通高20.2厘米,底径横宽11.2厘米;1990年3月在云南西畴县芦材村出土,通高32厘米,与普驮钟最相似。

3.一字格剑。一字格剑是指剑格为一字形的铜剑。夜郎和句町的风格大同小异。

西林普驮钟     夜郎一字格剑

夜郎一字格剑多是曲刃剑。宋世坤先生把贵州出土铜剑分成5个类型,其中Ⅳ型就是一字格剑,普安铜鼓山征集的一件,空心圆柱茎,两端较粗,呈喇叭状,前后端正中各有一圆孔,一字格,剑身基部甚宽,斜收于中部又向外张,再回收成锋,形成曲刃,茎上或饰涡纹,三角纹,或饰涡纹、平行斜线纹,身有涡纹、平行斜线纹组成的几何图案(图六)[①]。清镇县苗坟坡18号汉墓一字格剑,茎作空心圆柱形,顶端微张作喇叭状,茎上有云雷纹,剑身基部较宽,斜下至中部又微向外折,再锐收成锋,有阳刻S形图案。宋世坤总结夜郎青铜文化的特征时说,“其中最有特征的典型器物”是喇叭形空首一字格曲刃剑。

句町一字格剑基本接近清镇汉墓的一字格曲刃剑。茎基本上是空心圆茎,茎首呈喇叭管状,剑身基部较宽,双刃平直斜集于锋,剑身成一狭长的三角形,基部有各种纹饰。一字格剑在广西百色、田阳、田东多次发现(图七、八)。

句町一字格剑 句町一字格剑

田东县祥周乡锅盖岭战国墓出土的一件,通长29厘米,刃宽6.5厘米,扁圆茎,茎饰回形纹,剑身中脊不显,两面均铸卷云纹,刃部两侧中段突出,平面呈梭形,格呈一线,茎中空,一面穿一孔,两面饰回形纹[②] 。1983年3月田阳县百育镇七联村东邦出土的一件,通长28厘米,格宽11厘米,厚2厘米,椭圆茎,长7.8厘米,茎末端有格盖,盖宽于茎,盖面呈椭圆,饰菱形几何纹;茎束腰,上下两端饰云纹,中段斜线纹,剑格宽于身,两头微翘,格面饰云纹,剑身扁,较薄,束腰,有胯,无纹饰。1989年田阳县田州镇隆平村排楼屯水下捞出的一件,通长26.3厘米,宽7厘米,格宽9.4厘米,椭圆空心茎,茎身束腰,无纹饰;剑身上端近格处脊部有Y形血槽,束腰,有胯,通体素面无纹。2002年11月25日田阳县百育沙场在右江捞沙时挖出一件,通长28厘米,宽7厘米,厚2.3厘米,扁圆茎,茎上饰云纹和斜线纹,盖面饰菱形纹,格面饰云纹,和锅盖岭出土的很相像。2004年田东县平马镇升太村人在林逢镇右江河段捞沙时打捞出一件,扁圆茎,扁身,束腰,全长27厘米,其中茎长8厘米,身长21厘米,格宽8.9厘米,叶宽4.2厘米,厚0.5厘米,茎两端粗,中段细,首、茎、格上都有精细的几何花纹,剑首平面呈菱形抹角的椭圆形,正中饰菱形纹,外围以扁长方块,内饰S形云纹;剑茎上自首而下饰六道回纹箍,靠近剑格处有一个对穿小圆孔,圆孔外亦饰S形云纹;剑格面上也有纹饰,以剑首为中心,左右两边纹饰对称,饰S形云纹条带。云南文山也有这类一字格剑。

句町地区还有一种人面弓形格剑,在夜郎地区至今尚未发现。人面弓形格剑是一种剑身有人面纹图案,剑格呈弓形的青铜短剑(图九)。这种短剑,形制独特,地域性强,目前只发现于岭南地区,总数只有10多件,而在田阳、百色、文山至少已出现5件。田阳隆平村剑和百色一号剑都是双环首剑,剑首并列双环,剑茎、剑格、剑身上都有精美花纹图案。百色二号剑无首,茎上部为椭圆柱形,装饰也很华丽。七塘剑已磨蚀,但花纹图案仍隐约可见。这种短剑的铸造方法是用双面合范,将茎、格、身一次浇铸而成,有极高的工艺水平。这种剑已不是一般常人所能佩带,是代表一定身份的权力之器。

弓形格剑铜钺

4.铜钺。贵州普安铜鼓山和兴义发现的各式铜钺,装柄处往往作成三角形銎,有的有V形符号,不曾见于其他文化;清镇县18号汉墓出土靴形钺,是西南夷中仅见。

广西田东祥周乡甘莲锅盖岭战国墓出土的铜钺是梭形銎风字形钺,1991年在田阳县那满镇治塘村征集风字铜钺,1989年田东县祥周乡联福村虎头山出土V字形铜钺,1988年田林县平塘乡达洞村出土V字形铜钺,銎首为椭圆形,弧刃,器身上饰有纹饰。(图一○)在右江也曾捞获靴形钺。

夜郎铜戈    右江铜戈

5.铜戈。夜郎地区出土的铜戈都是直援无胡戈,(图一一)宋世坤先生将它们分为4型6式:Ⅰ型1式援较细长,双刃斜收集于前锋,援末近栏处向外扩张,栏侧两长方穿,方内,内端成W形,内前部一椭圆孔,援中至栏处饰等腰三角形,其正中、两夹角处各有一圆圈纹,内后部饰长方形,中有涡纹、线条;Ⅰ型2式援后部弧曲较小,内前部是长方孔,援中至栏处饰变形饕餮纹,内后也饰变形饕餮纹。Ⅱ型1式援身较宽大,中线有脊,中有一圆孔,栏侧两长方穿,方内,内前端一椭圆孔,援素面,内后部三周弦纹;Ⅱ型2式,援身甚宽大,中突起一脊,有一圆孔,近栏处两长方穿,方内,内前端一长方孔,后端呈W形,援上有饰变形饕餮纹,内后部也有饰变形饕餮纹。Ⅲ型援中一脊,至援基分成八字,援素面,内后端饰弧线连成的平行线纹三组,最外一组有

斜线纹。Ⅳ型无穿,栏为突棱状,有上下齿[③]。句町地区至今尚未发现类似铜戈,所见铜戈都是两穿弧援戈;在右江还打捞到一种宽援铜戈,方内镂孔,后端出刃,长胡,末端也出刃(图一二)。

图13

6.铜铁合制器。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遗址和墓葬中,还出土了不少铁器,总数达180余件。这些铁器的种类和造型大多与中原汉式同类器物无殊,可能是由巴蜀地区传人。但也有部分铁器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如赫章可乐和威宁中水出土的镂孔卷云纹弧形牌首圆柱茎铜柄铁剑、柳叶形铁剑和曲棒式铁带钩。

句町墓中出土铁器较少,而且是铜铁合制器,如铜璏铁剑、铁铤铜镞。铁器数量少,说明当地使用铁器尚处开始阶段。墓中出土的铜铁合制器在巴蜀、滇和夜郎故地西汉时代墓中也常发现,很可能都是从蜀地传人的。

此外,在句町地区出土铜叉形器和四齿弹形铜镦(图一三),在夜郎地区未见;而夜郎地区出土的贮贝器、铜锄、镂孔条纹茎短剑,以及牛头形、鲵鱼形、飞鸟形、镂狮(虎)形铜带钩(图一四),在句町地区未发现。各有自身的特点。

鲵形带钩
四、融入大一统是共同的归宿
铜甬钟

由于地理位置决定,句町接受汉文化也更方便一些,这里有战国铜甬钟、铜罍出土。铜甬钟于田东县林逢乡和同村大岭坡春秋晚期墓出土,枚长有景,钲间、篆间、舞部、于部都有精细的几何形花纹,隧部饰夔龙纹(图一五)。

铜罍于田东祥周乡联福村南哈坡战国墓出土,敞口,束颈,椭圆腹,兽耳带环,肩部饰涡纹和夔龙纹,腹部饰蝉形垂叶纹(图一六)。汉代句町首领墓中随葬汉式器物更为丰富多彩。如铜六博、耳杯、铜洗、铜鋗、铜车器和马饰等,形制都和中原地区流行的无异,都是中原地区贵族的用品;铜俑也似中原地区汉人的装束打扮。六博是中原地区士族玩用的棋类,自战国以来就十分流行,不仅见于文献记载,而且有大量的考古实物和图像发现。与六博棋盘同出的四件铜跽坐俑,皆免冠,发上植,穿宽袖长裙,脚着履,同汉代官吏燕居打扮一样。他们与棋盘比较起来,显得太小,但与棋盘共出,四人或举手,或抚膝,姿态各一,正是呼三喝四对弈的形象[④]。

夜郎地区的汉墓中也出现大量汉式器物,如带钩、铜镜、四铢半两、五铢钱。但是夜郎与汉的交通,比句町要困难一些。据 《汉书·西南夷传》记载,唐蒙入见夜郎侯多同时,曾图一六暋铜罍厚赐汉缯帛,约为置吏,夜郎旁小邑 “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暠,特别珍惜汉缯帛。到汉设犍为郡以后,发巴蜀士卒开凿到牂牁江的通道,夜郎与汉的交通才有常路。

夜郎与句町,疆界相邻,血脉相通,难解难分,为以后民族间的和睦相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到公元前1世纪一起进入大一统的汉帝国。

图16
[①]宋世坤:《贵州出土的青铜戈、剑的类型及其断代》,《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②]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田东发现战国墓葬》,《考古》,1979年第6期。
[③]宋世坤:《贵州出土的青铜戈、剑的类型及其断代》,《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④]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广西西林普驮铜鼓墓葬》,《文物》,1978年第9期。